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建设

1954年，音乐研究所第一任所领导李元庆（左）与杨荫浏（右）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一任所领导杨荫浏、李元庆在建所之初，将资料的搜集与普查作为首要学术任务，在音乐资料建设方面，勾画了建立一座集图书乐谱、乐器藏品、音响资料于一体的音乐专业图书馆的至美蓝图。这两位音乐理论界的学术泰斗，早在60多年前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艺术形式正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清晰地意识到一些民间音乐可能失传，努力倡议对存活于民间的音乐文化进行抢救性采访记录。

音响文献是音乐最直接的呈现形式，对其进行系统收集成为音研所资料建设中最重要的学术任务之一。20世纪中叶，我国刚刚具备依靠现代科技手段获取音乐音响文献的基本录存条件。此间，杨荫浏的一系列民间音乐采访成为音研所田野工作的开端，为音研所音响档案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但为后人树立了学术风范，更为民间音乐采访提供了范例。（乔建中：《甘于寂寞 无声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建所40周年献辞》，《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1期，第6页。）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音研所开始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有计划地收集全国各地民间乐种的线索。（肖梅：《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29页。）此后，资料采录和收集工作全面铺开。195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正式组建音档组。

1957年，毛继增（右）在西藏采访民间艺人

几十年间音研所研究人员利用一切机会采录，收集珍贵的第一手音响资料。除1966年至1976年间被迫终止外，他们的采录工作从未停止，或马不停蹄奔赴全国各地搜集考察，或在北京本地采集各种表演和会演，抑或邀请各地民间艺人来北京录音，此外，他们还接收相关机构或个人的捐赠，转录广播电台的重要音乐资料等。经过几十年漫长而耐心的积累，一份沉甸甸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逐渐形成。毋庸置疑，这是目前收录中国传统音乐最丰富、最完整的录音档案，不但包含中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汉族音乐，还包括50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这批录音先后使用钢丝录音机、开盘录音机、盒式录音机及数码录音机等录音设备，涉及钢丝录音带、开盘录音带、盒式录音带、数码录音带等音响介质，成为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录音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199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出版

1994年，在黄翔鹏和乔建中的建议和组织下，经过音研所资料室工作人员的认真整理与编辑，中国第一部音响资料工具书《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录音磁带部分）出版问世，成为当时乃至目前中国唯一一本音乐学意义上的音响目录。该书收录12类音乐音响，分别是：古代歌曲、民间歌曲、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综合类传统乐种、宗教音乐、歌舞及舞蹈音乐、民族器乐曲、合奏曲、现代创作歌曲、西洋乐器演奏的中国作品、歌剧及舞剧音乐和有关音乐的其他音响资料。从“世界的记忆”国际项目申报表所列文献描述和目录细节中可以看出，这本音响目录是项目申报时的重要依据。

20世纪80年代，肖兴华（左一）在河北廊坊采访义和团成员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具有独特的意义和珍贵的价值。从内容上看，所收均为最原始的录音，几乎涉及中国音乐的各个层面，许多音乐音响的采集都是采录对象在非表演状态下完成的，是他们在生活仪式中最自然、最本真的表现，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采访对象是第一次接受采录；从采录行为上来说，这种实地考察绝非简单意义上的采集和保存，而是有计划地从学术研究角度进行的科学采访记录，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学术史上不得不书的浓重一笔。显然，采录者所希望采集的音响资料“不是艺术音响，而是生活音响”，他们的采访行为也“不是艺术行为，而是学术行为”。（张振涛：《按下录音键——杨荫浏、李元庆与音响资料的建设》，《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1期，第17页。）毫不夸张地说，这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所记录的已不仅仅是音乐形态和音乐表现形式，而是当时人们音乐生活的写照，是社会文化背景的侧影，更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

1993年，乔建中（中）、薛艺兵（右）在河北任丘市出岸镇东良淀村采访音乐会艺人

在音研所提交的“世界的记忆”国际项目申报表“管理计划”一栏中，两家兄弟研究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馆被提及。其中谈到，这两家机构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中国地方戏音像档案，如果项目入选，拟申请一并予以保护。无独有偶，2002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由恭王府迁入惠新北里甲一号，在原资料馆的基础上，合并戏曲、音乐、美术等各研究所资料室，正式组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2019年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机构的合并无形中促成和实现了资料的汇聚。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充实，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等相关内容，无论数量还是种类，较申报时都增加了许多。如今，这份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已难以估量。

1965年，黄翔鹏（右）采访延安桥儿沟秧歌队1944年的老队员赵年玉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建设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音乐学家黄翔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的《小序》中把它誉为“中国音乐文化之火”。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演进，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某些音乐文化形态和音乐文化事项或正无形中发生改变，或已逐渐消亡殆尽，幸运的是，这份档案所保存的大量早期中国传统音乐能使我们窥见她们原来的模样。作为这份珍贵音乐遗产的守护者，我们惟有心怀敬畏之心，抱以严谨审慎的态度，才能不负先辈学者，手捧“中国音乐文化之火”，用科学的方式保护和传递这一束中华传统文化之光。

（节选自邵晓洁《手捧  “中国音乐文化之火”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之光——写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首批<世界记忆名录>22周年》，《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1期，第114-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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